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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及成效【环

发布时间:2019-09-15 01:59编辑:环球彩票登录网址浏览(200)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来,可以追溯到波特将经济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源驱动。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便宜,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大规模投入生产资源来推动增长具有必然性,因此该阶段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第二阶段:投资驱动。大规模投资以获得规模经济成为主要特征,同时由于技术物化于生产设备,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难以分割,因此,第二阶段是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过渡阶段,兼具大规模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比重特征。第三阶段:创新驱动。创新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将表现出典型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央都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20世纪50年代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20世纪80年代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21世纪初则开始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经过不同时期的持续探索,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我国区域发展新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出发,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对以往区域发展战略之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概括以及高度提升。

    宁波大学钟昌标教授的新著《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度入选成果),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十四章,构建了一个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在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机制和实现机制。在拓宽公平与效率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观察与反思,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公平与效率的分析,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机制,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的路径和政策主张。

        进入专题: 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理论  

    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挑战。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还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著作从“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两个新颖的视角切入,而且很好地把两个视角有机融合起来。“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因此,探究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就成为诸多经济学派别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二者既有对立又统一。一般地说,追求公平往往要牺牲效率,而追求效率又往往要牺牲公平,似乎效率和公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确,“鱼”和“熊掌”兼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学理论多以优化效率为基础,优化“公平”的很少,而把二者都考虑进来的更少。毋庸置疑,理论滞后与制度创新不足是阻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主要因子。所以,钟昌标教授把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引入到公平和效率的分析框架,整合区域经济学与公平效率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把公平效率概念引入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中,而且将其从国家层面扩展到了区域层面;拓展了效率的内涵,把它拓展到非经济层面,并区分了短期效率与长期效率,强调如果只重视短期效率会失去长期效率;通过把效率与公平落到地区层面,拓展了效率与公平在宏观层面政策的可操作性。

       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因此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始阶段,均衡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人才纷纷流向经济发展基础好、市场发育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推移带动效应则有限。而且,中西部地区自身条件的不完善给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对区域战略进行调整。特别是,针对区域总体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开始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

    又比如,本书提出不管采取何种调控措施和解决方法,地区差距只能相对解决,而不能绝对解决和完全解决的观点。由此推演出我们的政策目标和调控任务就是把区域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内。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袤、发展差异巨大的国家,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缩小,但为各地区居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则是有可能、有条件实现的。通过为各地区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为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创造条件,这是按照市场经济方式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有效手段。如果把宏观政策调整仅仅定位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即使短期得到缓和,长期看还将逆转。

       再次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权力太大,腐败的机会和数量都在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行的是均衡发展战略。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取上,以缩小地区差距为主。应该说,均衡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状况,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基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征经济体,其引人注目的资源优势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轨迹的独特性,比如,可以组织力量完成小国难以期冀的大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几乎所有产业的规模经济,可以抵御较大的各种灾害,等等。但是,大国经济由于区位、地理、资源条件、历史发展水平的不同,加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分布不均,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必然存在差距,这在大国经济的发展初期尤为突出。因此,区域经济之间如何协调发展以及各区域内部经济如何发展,是大国经济的一根“软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中国区域协调问题特别值得关注,而对该问题关心的人不妨从《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体味一番。

       过去的经济学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而不是研究消费的经济学,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基本上属于供给的经济学。中国不能停留在生产大国的阶段,还要成为消费大国,经济发展目标就要有所改变。

    梯度发展战略的理论突破

    再如,本书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切实落地的宏观政策,更需要在完善市场机制上下功夫。要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区域规划管理、宏观政策调整来实现。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方式问题。低收入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初,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此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向东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梯度发展战略。它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一是承认地区发展非均衡的现实,强调遵循由非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从而使尊重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二是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和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相结合。

    本书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比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作出了新颖的解释。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并非片面追求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纯为了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提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协调发展阶段具有耦合性;把区域协调发展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认为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仍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必然伴随着深刻的、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只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各个区域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全国绝大多数人才能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福音。

       当一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发展目标主要是追求GDP,而且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应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

    深化和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总的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即1979年至1990年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1991年至1998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1999年至2012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2012年以来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和创新阶段。

        

    第三阶段,即1999年至2012年,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自199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以及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由此,我国基本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进入了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以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使区域发展格局更加合理。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持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积极调整布局。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在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解决各地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重在扭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迅速改变多年累积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很难,使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培育消费力和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在《资本论》研究中,大家注意到了发展生产力理论,还有一个理论尚未被充分关注,就是消费力理论,没有消费力哪来生产力?我们过去只谈生产不谈消费是不够的。培育消费力有多种途径,一是在分配方面要解决收入提高问题,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二是要解决消费升级和消费业态问题。

    第四阶段,即2012年至今,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和创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指出,基本建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中央提出在继续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同时,谋划布局并推动实施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通过三大战略引领,实现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融合,推动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还提出了完善、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充分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七大战略之一。

       三、增长路径的改变:创新驱动

    第二阶段,即1991年至1998年,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自“八五”时期以来,我国开始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并确立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八五”计划指出要“促进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1995年,根据两个大局的构想,在制定“九五”及到2010年的规划中,中央提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贯彻的重要方针,即“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以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学习十八大精神需要特别注意几个表述。一是把GDP的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目标并列,其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何在?强调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指国家给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中国不可能走向福利国家,国家财力也不允许国家给老百姓的钱翻一番,指的是人们挣到的钱要翻一番,需要给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挣钱机会。在研究当前的社会矛盾时,需要注意收入差距指数已经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因此政策导向需要调整,要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过去的几次党代会报告使用的提法是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政策层面的重大调整,意味着要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涉及三个公平,一是机会公平,一是权利公平,一是规则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这三个公平可以先行实现,过去强调效率性经济学,现在强调的是公平性经济学。在“中等收入陷井”面前,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第一阶段,即1979年至1990年,是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的是向东倾斜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这既是对改革开放前近30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深刻反思,也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在区域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第一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要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践也充分证明,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促进东部率先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推动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另外,这一发展战略也为我国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专题: 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理论  

       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回顾经济增长模型的演进,早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其后虽然加入了技术要素,但只是作为外生变量和“余值”起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并相应产生新增长理论,就有了依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内生增长之说。因此“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描述。

       以人为本的发展涉及公平性发展问题。过去的30年中国的改革着力点是提高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层面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值得思考,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包容性经济增长,也就是使人民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发展目标的改变:以人为本

       面对“中等收入陷井”的压力,中国不能陷进去,必须要跨越过去,而实现跨越的基本路径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认识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四个标志性的指标。其一是2010年GDP总量达到40.1万亿人民币(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二是2011年人均GDP达到35083元(5432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虽然与GDP总量的排名很不相称,但已经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5000美元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三是2011年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上升到46.8%,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其四是2011年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我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是城镇人口,进入了城市化中期。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此背景下,世界把中国称为新兴经济体,进入“金砖国家”之列。因此,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摆脱贫困问题对于中国就不太适用了。当前中国所要解决的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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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背景和新的问题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转向。一是要由研究摆脱贫困转向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井”。二是要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经济现代化。就现代化来说,目前对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要追赶发达国家。三是要由单纯追求国富转向追求民富与国富并重。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倍增计划,立意深远,十年GDP总量翻一番和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并列,GDP总量翻一番是国富,人均GDP翻一番是民富。四是要由速度型发展理论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经济起飞理论,强调经济起飞必须要以高积累、高投资为基础,近年来我国GDP增长如此之快,正是在高积累、高投资的思想框架内推进的。再比如对二元结构问题的探讨,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结构如何改变?此外,早期发展经济学还广泛应用于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研究,以及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就起这种作用。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独立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所以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学。

        

       十八大把转变发展方式确立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主线。其背景正是为了解决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是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当人均GDP处于低水平阶段时,强调的关键是增长速度,而现在强调的是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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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背景和新的问题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转向。一是发展战略基点由供给驱动加外需转向需求推动加国际资源。二是发展目标由GDP导向转向以人为本。三是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四是发展目标由效率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五是增长路径由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六是产业发展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七是城市化建设转向城镇化建设。

       其次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在一个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收入差距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人均GDP到4000至5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到达最高点。广受关注的基尼系数正是一项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英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差距不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较大关系。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依然不靠前,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能力做到那些人均GDP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也有其不足,体量大但是不强、不富,所以“中国梦”就是怎样变得更加强大和富裕,当前中国面对的是如何由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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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论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梦”,在什么历史阶段就应该做什么样的梦,中国的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消费需求成为主要拉动力后,消费力、消费需求、消费业态就进入经济发展理论的视野。例如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就不只是强调生产适应消费,而是要创造消费者,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生产才有不竭的动力。

       以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过去长期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生产而生产。

       一、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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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强调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效果。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什么?它要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世界银行报告所强调的高质量增长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对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有决定性的意义,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重视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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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曾以“一条牛身上扒下两层皮”的比方来说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状况。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售价比中国还便宜,这是被扒下的“第一层皮”。从美国很不容易赚回的美元遭遇贬值,人民币升值,“第二层皮”就被扒去了。用储备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券,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债券贬值,“第三层皮”也给扒去了。中国人真的只需要生产不需要消费吗?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和生产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消费大国,扩大内需也就能成为现实,经济增长也就可以注入足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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